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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预期提信心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
2019-08-07 作者: 刘元春 孙文凯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中小微企业经过近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总量、税收、就业乃至创新中的主力。但是,伴随粗放式发展,我国中小微企业存在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企业数量过多,过度拥挤、盈利能力差、议价能力差、平均创新度不高、附加值低、管理不规范,导致我国小企业平均寿命较短。我们建议在坚持扶持政策的同时,要设置适当的门槛标准,并且通过平台建设努力提升服务,提高中小微企业内生能力。

  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与主要成绩

  当前世界经济又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的攻坚克难也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小微企业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稳增长、稳就业的核心就在于稳定小微企业。同时,我国新动能的转换,不仅体现在大型企业的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让贡献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税收的中小企业升级换代,体现在中小企业的技术、管理模式、企业家精神更新上。

  2018年底民营企业座谈会结束后,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又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这些支持政策的效果如何,今后是否需要采取一些新举措?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有一个总体的画像。

  目前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不同国家不一样,不同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对比我国和世界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划分的标准,我国定义的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规模比世界银行的标准高近两倍。按照我国标准,目前中小微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主力军。截至2018年末,全国中小企业超过3900万户,微型企业超过7000万户,其中微型企业包含了个体户和农村龙虎大战APP社。也就是说,全国的市场主体到2018年已经达到1.1亿户,数量巨大。中小微企业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达到了99.6%,产出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80%的就业岗位。中央反复强调小微活,就业稳,经济就活,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在这些数据里面。

  同时,中小微企业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研发。他们在新动能的培育中起到最为微观基础性的作用。中小微企业发展取得这些成绩与这些年政府的政策扶植有密切关系,特别是2014年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类似的扶植措施也可以在去年出台的一系列针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上窥见一些端倪,这些政策的落脚点主要在中小微企业身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惠政策,中小微企业才实现了明显增长,比如说我国的市场主体同比增速在2013年只有1.7%,但是2014年就达到了25.3%。到2018年同样达到了18%的速度。中小微企业发展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作用。2014年相比2013年,实际GDP增速提升了1.2个百分点。中小微经济的作用在就业上体现的更明显。龙虎大战APP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从11.3%的高点降到目前6.4%的中高速,但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每年新增城镇水平稳定在1300万左右这样一个规模。这背后原因在于每天近1.8万户的新企业成长起来,托起了整个就业市场。这两年里,中国经济经虽然经受了世界经济放缓、外部环境恶化以及内部攻坚克难三重压力,但没有像有些人预想的那样塌下来,依然保持了健康活力。它的韧劲和弹性,主要不仅体现在新动能、新经济上面,同时还体现在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上。

  中小微企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虽然中小微企业在近年高速成长,对就业、新动能、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展现了以“放管服”、“双创”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的良好效果,但其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中小微企业数量过多。从2012至2018年,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2.5%,绝对数量超过1亿户。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各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平均总数91.43%,每千人拥有的中小微企业平均数量为35.75家。而目前我国每千人拥有的中小微企业数量达到76.9家,高出龙虎大战APP水平差不多一倍。我国中小微企业密度也超过了9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8%。中小微企业数量过多,一个原因可能是统计问题。虽然号称一亿小微企业,但估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僵尸企业状态。

  第二,各地都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放”的同时,一些基本的标准,一些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在局部一些区域也被放开了。这导致企业设立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号显示机制。这也导致了企业数量过多的问题,中小微企业竞争激烈,大部分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或者超饱和竞争状态。一些调查数据显示,有30.85%的小微企业与竞争对手在50米之内,有72.43%的小微企业与竞争对手的距离在1000米之内。低门槛,高竞争导致我国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年,而美国是8年,日本是12年。

  第三,发展质量不高。这体现在几方面:一是,盈利能力不高,应对要素成本上升能力弱。一些大型企业赊购欠款,所欠款的对象多是小微型企业,这反映小微企业议价能力弱。近年一些原材料价格,如能源价格一直在降价,但由于上游企业大部分是议价能力很强的大企业,原材料价格下降的红利根本没有传导到小微企业。二是,平均创新能力比较弱,根据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商学院2017年的调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认为自己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同时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90%小微企业无创新活动。不可否认,目前全国一些高技术园区、产业园区孕育了一些科技型小微企业,受到很多VC、PC青睐,获得大量资金支持,成长也非常快,但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仍然较弱。三是,产品附加值低。根据产业链分布,在附加值高的领域中小微企业比例偏小。四是,管理不规范。调查显示,很多最终跑路的企业有一些共同特点:没有坚守主营业务,未能体现企业家精神;企业管理和治理紊乱,基本没有风险控制能力。五是,中等企业偏少,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困难。我国微型企业与小型企业数量比是1.95∶1,而小企业与中型企业数量比为1∶13.75,也就是说13个小企业里面孕育一个中型企业。中国中型企业在企业数量中占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偏弱。大量的小微企业没有脱颖而出,成长为中型企业。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讲被称为“消失的中等企业现象”。

  第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近年来,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很多中小微企业认为融资问题仍然困扰着企业发展。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可能只能缓解,很难彻底解决。

  第五,政策落实需要加强。政府为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近期又发布了新一轮优惠政策,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很多就是针对中小微企业。但很多小微企业对政策了解不够,这既与政策宣传不到位有关系,也与小微企业主基本经营素养有关。

  第六,企业信息收集困难。小微企业对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了解程度低,对其经营信息收集也很困难。目前一些学术机构曾尝试对小微企业进行追踪调查,但一年失联的企业占到了40%。还有机构调查发现,小微企业死亡率很高,每年有16.7%的小微企业死亡。银行间信息也难以共享,需要更多数据平台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帮助广大小微企业快速成长,形成了蓬勃发展之势,并且取得了稳就业、促转型的效果。与此同时,诸如企业过度拥挤、发展质量不高、竞争过度、附加值低、管理不规范、寿命较短、信息收集困难、融资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定小微经济成为稳经济的重要举措。要使小微经济在目前的状况下有稳定的预期和充足的信心,需要在现有的政策上做进一步的拓展支持,全面推动中小微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营商环境还不是足够好的条件下,政府依然要发挥其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主体的作用,解决不公平竞争和过度竞争。

  第二,在如何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问题上要统一认识,寻找真正限制其发展的因素。通过对政府和企业的调查发现,政府认为,影响小微企业发展的因素是政府服务不到位,融资难,产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匮乏,成本较高等。企业则认为,不是政府服务不到位,而是政策缺乏稳定性,特别是一些有关民营企业的错误言论让民营企业心有余悸。同时竞争激烈、成本高、融资难、人才匮乏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首先达成一致。

  第三,除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持法律持续性,还应改善供给侧结构。我们在对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区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帮助小微企业的一些新做法值得借鉴。其中主要的工作是为小微企业构建相应的支持平台,包括大数据、金融平台、创新平台、帮扶平台等。由于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政府想点对点的对小微企业进行支持,基本上不可能,管理成本巨大。因此平台化、体系化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是产业集群化,构建中小企业的产业生态。也就是说必须要梳理出大中小微企业生态链,使他们的比重相对合理。很多地方以产业集群打造区域的增长极。在这样一个集群里面,一些小微企业与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对接,一种企业生态得到很好的改善。另外,虽然近年在高新和制造业这一块很多小微企业出现了,但还不够,在占比中间并没有很好的提升。对于小企业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进行专门的支持要加大力度。

  第四,从治理体系、管理体系、企业家精神培育上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促进、扶持的力度。人们一想到中小微企业首先想到的是技术和资金,而很少考虑如何提升它的内在动力和配置能力。在小企业的孵化、培育过程中,一定要在这上面下功夫。目前很多风险投资之所以对一些小企业进行手把手的扶持,很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它们建立良好的股权结构,良好的管理体系和治理体系。只有经过这些过程,现代的小微企业才能够培育出来,并且健康成长。

  第五,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当前的“放管服”改革主要体现在“放”上面,而“服”和“管”不足。“放”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放得过度,过大,以至于没有门槛,仍然需要加大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门槛。我们要去掉的门槛是一种行政管控下的不必要的门槛,但是一些技术性的门槛还必须要保留。同时,针对这些门槛所需能力提高进行平台化服务。

  (作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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